我們經常會害怕一些超乎我們理解能力的人或事，大至生命之始終，小至別人的升遷，然後有意或無意地我們用我們的能力去給這些人和事作解釋。 解釋的動機不明，有時只是自然而然，未必牽涉要找尋安全感或求知慾云云。 這種甚麼都想解釋或者得到解釋的衝動，往往讓我們忽略了，那答案還是來自自己無知而又以為自己無所不知的能力。 一些衝口而出的感覺，對人的評價，對事的看法 － 太快了、太容易了、太不值了。 有時我們又會混淆心力與體力，心有餘而力不足。 自己想的，與自己想做到的，那距離存在的原因，離不開那幾個，不過似乎没有一個跟「自己」有關。 能夠有意識地自省，走出的困局的人，會懂得問問題；然而問對了問題，卻只會帶來更多的無知，没完没了没頭没腦。最終没幾多個捱得過這折磨，索性閉目堵耳，不聽不聞。埋首在自己擅長的生活中，忙得透不過氣，是跟這世界脫離的最佳籍口。 落筆之前，我跟自己說1小時400字，寫到這裏不覺已到395字。只好作 罷。 photo: Pierre Huyghe This is not a time for dreaming 2004
說來慚愧，原來上次blog entry 已是大半年前。生存於香港實在是一個最切實的理想與現實的戰場，每天就在一百件scheduled task 中找出那一小段空間，做自己喜歡做的事，這也是為甚麼Thealosophers繼續一年一度的創作。而我也希望乘此機會，重新執筆在這裏發發嘮囌。當然我不會期望我們的製作看畢可解千愁，但或者它能為大家的煩惱絲梳理梳理，讓大家refresh一下，重新出發。
可能心水清的朋友已經知道我們得到了兆基創意書院的場地資助計劃，在他們的六月通訊或者見到我們的新製作名稱 － Moonfishing。而事實上，在這一次的文字或image，跟這個劇目的關聯其實不太明顯（因為我們當時也在探索中），或者可以在這裏簡介一下這Moonfishing的由來吧。[…]
看畢電影，嘗試著學習它那種中國式西部牛仔精神，單刀直入，說說這部電影吧！ 甫一開始，電影便以其名的一句對白開始：先是姜文的鎗管瞄準著路軌上行走中的蒸氣火車（註：蒸氣火車同時被6-8隻馬拖拉著），一連串鎗聲過後，鏡頭再轉到火車，然而甚麽事也沒發生，他的兄弟問道：「沒打中？」姜文悠然地答道：「讓子彈飛一會兒吧！」，然後，拖拉著的6-8隻馬分散地逃走，觀眾這才發現他射中的是馬拉著火車的馬韁。這句對白若用現代英語翻過來，那應是「Wait and see」吧。 這「等著瞧」的精神貫穿整套戲的脈絡。從姜文所飾的土匪張麻子與葛優所飾的縣長馬邦德相遇；一個土匪遇上一個走馬上任的縣長，然後變成土匪走馬上任，縣長化身師爺開始，觀眾便有了熱熾的期待，期待著這荒謬的組合會有怎樣的發展。剛抵步便遭到本地紳豪周潤發所飾的黃四郎的挑釁，從此便挑起了張麻子與黃四郎兩幫的「等著瞧」，當然，其中不少得這「假師爺真縣長」葛優的火花。這三個人成為了兩個半小時戲軌的主幹。當中劇情的峰迴路轉不少於十數個，人物在這當中的情感沒有太多時間流露，便已忙著為下一個目的而行動，節奏可說是快得喘不過氣來，一件事剛發生另一件事便已來臨。這「等著瞧」其實不用等太久，就像你看別人向你開鎗，你的身體才剛懂得驚嚇，下一秒你已沒有知覺了。 《讓子彈飛》不是一部黑色喜劇，也不是《瘋狂的石頭/賽車》等的荒謬喜劇片，在它的世界裡，情景雖有點被誇張化，但情節郤絕對真實，觀眾不能以事不關己的心態，笑足兩小時後便離開。令人猶有餘悸的無過於那一場涼粉的冤案，張麻子的義子被眾人串謀陷害「他吃了兩碗粉，但只付了一碗的錢」，事實是怎樣我們也不知道，反正我們只有看戲的份兒，但我們郤看到義子被迫瘋了，在眾人前切腹掏出涼粉以表清白。這是第一個在電影裡死亡的人，除了在情節上它賦予張麻子決心與黃四郎周旋到底的決心外，還跟我們發出了一個訊息 － 「這子彈不是鬧著玩的，是會死人的」。如此下來，三人本來單純的賺錢願望被仇恨複雜化，人也越死越多，我們也笑得越來越沉重。三個人鬥智鬥力，此時更顯得他們聰明反被聰明誤。厲害的是姜文作為導演能夠貫徹地保持在爾虞我詐的鬥爭下，同時能呈現可愛又可笑的人性反應，始終姜文最關心的還是人活在當下的狀態。 其實整套戲的每一個轉折都可以令人聯想到我們當下的社會狀態，每一件事件都是縮影，可以延伸的太多，這裡我就選擇結尾最精采絕倫的攻心計吧。張麻子用了三天使出了三條連環計，鼓動城中的百姓一起來反抗黃四郎這紳豪，先是利誘，繼而提供武器，最後高調地把黃四郎的替身正法。民眾先因要把送到嘴角的財寶送回而不忿，在被賦予武器後更萌生反抗的念頭，看到黃四郎的替身被斬首那一刻，所有的民怨都爆發起來，群起圍攻黃四郎的碉堡。驟眼看來這些百姓從來都是被動的一群，更一直成為這三個人鬥爭中的犧牲品。這群看似愚昧的百姓，郤是張麻子最後勝利中最關鍵的一環。如果沒有群眾的衝擊，黃四郎的碉堡依然固在，紳豪的惡行亦不會終結。這一小小的反抗運動不正反映我們現代社會的矛盾嗎？ 可能黃四郎象徵著中國那一小撮先富起來的資本家，在由資本主義主導的發展底下，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窮者仇富的同時又依賴市場來判斷自己的勞動價值。又有可能黃四郎象徵著美國半個世紀以來的霸權，被經濟剥削的各國敢怒不敢言，只能等待機會，向這大財主討回應得的資產。更有可能黃四郎只是你公司的上司，無理的強權與及利用你怕失去工作的恐懼，持勢凌人。無論如何，你總能找到看罷大快人心的快感，這也是《讓子彈飛》的魅力所在，無怪乎荷李活也在洽購此片，相信美國觀眾也會找到他們的黃四郎（很有可能是美國運通/花旗銀行！），只是我們期待的張麻子不知何時再出現呢？！
上星期一的早上，我在一個陌生人身上，得到我入行以來最大的鼓勵。 自從上海一役後，元氣還未恢愎，即要投入六個本地製作的工作中，再加上每年年底對緊接下來的三個死亡月的預期，身心實在是有點累。作為製作人的身份，我還未拿掐得準，或者說最大的滿足與失落都來自人；至於製作本身嗎？好像跟你有點關係，又好像没有。每天向著專業而努力，過程中難免少了「相處」這一環，這也可能是我感到無力的根源。（「無力」這題下回分解） 他，是一位的士司機，皮膚有點黑，戴黑色粗框眼鏡，髮型是剷青的那種；知道我的目的地是藝術中心後，他在五分鐘後問了我一句： 「你在那邊上班嗎？」 我說：「是？」 「香港搞藝術有前途嗎？」 我說：「錢途是肯定没有的。前途可能有吧…」 「唉…文化沙漠」 我說：「現在搞西九嘛」 「搞西九也没人懂欣賞，因為文化消費根本不在他們的生活習慣中…唉…不過遲到好過没到！」 才四句話便一語中的，素聞的士師傅臥虎藏龍，今日一見果然果然，當下態度變得積極、留心拆招。他續道： 「香港最大問題是創意欠奉，你看無線的劇集那有新意？外國好像Prison Break的劇集，集集高潮長做長有；抄也可以，但最差是自我重複。」 我想起了阿偉之前在facebook post 過一篇關於無線前編審張華標心灰意冷，決定接受黎智英的招攬的專訪。我嘗試一言以敝之地替編劇們回應： 「香港缺乏孕育編劇的土壤，也没有外國一般的重視，很多有心有才華的人都中途離開了。」 「劇本劇本一劇之本，香港人不懂得欣賞，懂的人又不尊重！」 接著他開始跟我分享他對香港電影發展的觀察，由六十年代邵氏說起，到九十年代的笑片風潮。一個車程他言簡意晐，由電影談到小說再到公眾娛樂。忽然他像想起了甚麼似的問道： 「你是搞甚麼藝術的？」 我說：「我的工作是搞藝術節目」 「那你工餘時間也有搞藝術嗎？」 我說：「有的，我搞劇場」（他有點不知所以）我補充：「戲劇、話劇」 「哦！那很好呀，寫好一個劇本，專心搞好一個製作就成了，像高志森的《我和春天有個約會》，上演二三百場，再製作更好的節目，也可以又有錢途又有前途呀！」 雖然聽上去有點像因為快要到達，而要為這段對話作結的話，但我還是因為這句話產生了點憧憬。 我說：「…的確的確…的確不易呀！」 「哎！怕甚麼你還年青嗎，努力加油，為香港的文化發展努力。」（我付錢）「多謝！」 剛關上車門才想起，我没有跟他說多謝，說多謝的應該是我呀！！
2010年10月21日 ( 星期四) 早上繁忙時間，油麻地至佐敦站的地鐵服務暫停，事故是因為其中一條電纜折斷，導致電力故障，來往列車服務頓時中斷。港鐵立即有以下安排： 1) 通知消防員到場戒備，同時進行搶修 2) 60輛緊急接駁巴士到佐敦及尖沙咀 3) 油麻地站觀塘線月台，臨時改作往荃灣線，並維持4分鐘一班 4) 佐敦往中環則維持6分鐘一班 剎那間環繞著油麻地、佐敦及尖沙咀出現了如電影般的超現實情景。大量人群從地鐵站「湧」到地面；如果站口像香檳的瓶口，那人潮就是剛開瓶的酒不斷地「湧」上來；一條活生生的彌敦道在數分鐘內被吞噬了。然後是堆在接駁巴士旁一疊疊的人，再漫延至路兩旁的過海巴士站也織成一條幾近能接駁兩個站距離的人龍。一般只會車等人的過海的士站被清空。尖沙咀的梳士巴厘道、漆咸道南、彌敦道以至廣東道全被擠得水泄不通。碼頭渡輪立即加班，往灣仔的航班同時開啟下層接載乘客。儘管如此，碼頭裏可以站人的地方仍然堆滿人。 三小時裏受影響的乘客人數上萬，大家都埋怨港鐵安排失當，引起大混亂；在我看來，的確安排是可以好一點，但在事故發生後的那短短時間，該做的動作都做了，就算是可以令大家有秩序地轉乘其他交通工具，也縮減不了那等候時間。似乎大家找對了一個槍口，把所有埋怨發洩了，然後就理所當然地期望港鐵或政府，面對同類事件時自可安排妥當。我大膽假設當類似事件再發生，人潮還是會亂竄，交通還是會癱瘓，我們還是會…..埋怨。「會好過來」的前設是，事件重複發生，然後我們從中檢討汲取經驗，這跟走火警是同樣思維，需要大規模的聯合統籌作重複的演練。這意味著當一個新的危機出現，無論那個社會的行政能力如何高效，需要中央統籌的應變工作都不會即時到位，最後可以依靠的還是個體的我們隨機應變。 一個站的故障，洐生出一個大混亂，原來我們所賴以維生的社會制度，面對危機是如此脆弱，如果一個新的危機力度夠大的話，就如美國的颶風卡塔利娜，所有公共服務根本來不及反應，這已經不是派多少軍隊到災區的問題了。當日眼見的現實，跟早前在PPS所看的電影《伊利之書》(The Book of Eli)，不謀而合。一個看似安穩的秩序可以在瞬間被破壞，今日理所當然的必需品變成明日會為之而殺人的奢侈品，文明比我們想像中要脆弱得多；現在很多香港人信奉的樓市，說穿了不也是由別人的需求來定斷你自己的樓宇價值？別人說加息，你的樓價下降，別人說旁邊會建鐵路站，你的樓價上升，別人在你的單位跳樓，你就只有等拍賣。業主的所謂叫價與賺蝕，其實從不由己。是整體社會的發展帶來對你的物業需求，調過頭來，社會若萎縮像美國的底特律，「樓」還不過是一個地方而已。連「樓」是實質的資產也只是經濟學上的一種分類，還有甚麼是對自己而言真正的資產？ 如果你的資產負債表裏只能列入股票，物業與按揭的話，那很可能你不需要再經歷危機，因為在第一次的時候，你已經掛了！
最近有兩套十分出色的港產片，教我不得不在忙世博期間，也要加把嘴來談一談，以示日後給自己的勉勵云云… 《飛砂風中轉》 Once A Gangster (2010) 莊文強的《飛砂風中轉》先打響頭炮，大玩黑社會幽默論盡香港人「為搵食」的窘態。早前在他與麥兆輝的《竊聽風雲》已見他們筆鋒所向，趨向更深入地描寫角色之間的情感，然而張力十足卻欠細膩，主力還得依靠他們事件式的劇情上。可喜的是在今次的《飛》中莊文強索性寫他專長的男人，幾乎所有人物都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正正在這不由己之中給他勾出了近乎瘋狂的荒謬現實，令我們在大笑之餘亦不忘同情。值得一提的是，莊文強作為導演恰如其處地把種種現實中的瘋狂串連起來；其中最教人深刻的就是場景與場景之間的融合。像鄭伊健出獄後剛到書局那幕，當他提到他在獄中遇到的一位叔父其實叫Milton Friedman時，兩旁的立體聲即傳來常在佛堂所聽到的「叮」一聲，以為這只是喜劇效果的聲效嗎？卻見鏡頭瞬間已轉至鄭伊健家中的神位。運用音效帶入另一場景並不新鮮，但像他同時運用於喜劇效果，卻是十分難得，比日本的瘋狂式搞笑，要來得有內涵一點。可見他寫得瘋狂，但卻導得精密，機關算盡只為令社會上各種惡形惡相的大佬們，齊唱一次「嘿喲 哼嘿喲 飛砂風中轉」，看罷怎不叫人笑逐顏開，嘆一句「人生？又何必太認真呢」。 《打擂台》 Gallants (2010) 其實看到港產片少有的創作精神已經很滿足，然而卻不斷聽到《打擂台》口碑載道；起初看到他的宣傳以為不過是另一套在搞懷舊噱頭的電影，抱著不妨一看的心態，昨晚卻看得我笑中有淚。在一股港產武打片的洪流下，已經像過年吃油器般膩得不能消化。葉偉信的《葉問一、二》，中國功夫最後都只淪為擂台上擊敗外強的手段而已。葉師傳的武德精神還得靠甄子丹的嘴巴說出來。反觀《打擂台》妙在根本不在打擂台，先以泰迪羅賓所飾的師傅道出一句「唔打唔會輸，要打就一定要贏」，來反一下傳統的武德觀念，繼而透過他的徒弟們身體力行，打了一場場忠於自己的擂台，最後贏得師傳的一個大拇指肯定。這個「贏」已經超越我們慣常所理解的「贏」，因為我們從他們的每一場拼搏中，看到他們筋疲力竭地打出他們對師傳的尊重與思念。真正的用畫面說出了一條簡單的道理 － 只要忠於自己並努力地實踐，已經沒有人能勝過你。這一反其實更貼近現代的價值觀，我們對中國傳統的武德不是不尊重，但說實在如泰迪羅賓所講要強身健體可以做運動，但要學功夫就是想給自己立於不敗之地，不至被欺凌。加上《打》用上了昔日邵氏年代的眾位武打巨星，除了加添親切感之餘更打出實而不華的真功夫。更妙之處是歐陽靖的角色，他正代表著我們這一代追求速效、輕視傳統及自我中心的特質，放在羅新門一門三代的世界中反襯出中國飲水思源、尊師重道的美德；陳惠敏在歐陽靖面前在自己臂上繫上黑布帶，畫面短短數秒卻直刺入心，這就是電影的力量呀！ 我記得近期對港產片有如此大的感覺已經是《十月圍城》，然而他始終是混合了內地的創作力量，回看《飛砂風中轉》及《打擂台》卻是撤頭撤尾的港產製作，談的是香港的社會，是香港的功夫，是香港的情懷。我不敢說這兩套電影也可以在海外大賣，但我卻肯定他們倆部都具國際視野，當一首歌一個畫面更勝千言萬語時，又何懼方言的隔膜呢？
這次就談一下城市與藝術之間的關係吧。城市是我們一起聚集生活的地方，以前是為了共同防禦外敵，增加生存機會。現在在資本主義主宰下，人到城市生活也是為了機會，分別是這機會已很個人化，當然亦有動機是為一家人的糊口，但始終逃不開以個人為基調的生存模式。人的聚集已經沒有了群體的考慮，城市的意義等於工作機會，等於追求更好生活質素的地方。 在這價值下，我們可以看到兩批人，一批是追求工作機會，另一批是已經得到工作，想繼續追求更好生活質素的人。從時間上來看，一個城市若要有持續的發展，兩批人必需同時存在，條件是良好的經濟前景及人才的逗留。當社會的發展愈強調個人，很矛盾地我們就愈期望城市的發展能解決所有前者所洐生的問題。在過去的十年，英國工黨政府就相信追求生活質素是大部份人的願望，繼而認真投入了資源咨詢及硏究，以如何量度生活質素作為策劃政策的基礎。 生活質素的指數及方法層出不窮，可以隨意到英國的Department of Culture Media & Sport (DCMS)搜尋”quality of life”。事實上那邊仍未有結論，討論又忽冷忽熱，不過大家也可以猜想到這指數不外乎包含醫療、教育、貧富懸殊、工作機會、環境，治安及文化等。以上的範疇似乎除了文化以外，經已有成熟的量化方法，說穿了這其實是一個專為量度文化的運動，一套讓文化能更名正言順地在議會得到更多資源的方法。這裏亦體現上段提及的矛盾，當被問及”quality of life”應該包含甚麼的時候，大家都會不約而同地提及文化，但到了政策討論的時候，又會質疑把公帑投放到文化上，可以為社會實質上帶來甚麼價值。於是就發展出環繞文化所洐生的經濟活動數字，包括旅遊、創意產業、甚至到失業人士重找工作的意慾、青少年犯罪率等等，以圖籍著它們來理順發展文化的價值。文化或多或少可直接或間接對以上的範疇，產生正面作用，吊詭的是這些統計數字也可被解讀成與文化完全無關，再者就算文化的位置在各項公共開支中站穩了位置，她亦只能一直淪為其他政策的輔助品。 這方向提醒我們反思最初每個人到底因何認為文化需要被列入優質生活質素之中，到底文化生活是怎樣豐富了我們整體的生活，完全沒有文化生活又如何？細想之下其實生活是不可能沒有文化的；自出娘胎，我們的飲食、語言、文字，待人接物以至價值觀都充滿了文化，文化就像每個人的胎記一樣，成為身份的一部份。問題在於文化傳承到我們手裏，我們又會否繼續為其注入生命力。自古以來，這股生命力一直體現於藝術之中；宗教、文學、圖畫、雕塑、音樂、舞蹈及戲劇等，藝術表現了人活在當下的所知所感，點滴累積成一個文化裏的精華。故此，藝術在文化佔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如果真要量度一個城市的文化水平，那我實在想不到一個比量度城市的藝術活動更好的方法；諸如出版書籍的範疇、展覽數目、表演藝術場次、交流合作數目，及人均藝術活動的時間及消費等，都可反映一個城市裏藝術家的活躍程度，市民的參與以至觀眾的接受程度。當然，藝術本身應／可否被量度，仍然有很大的討論空間，不過有一點是毋用置疑，就如我前文所及，所有藝術活動的背後，都必需有無窮無盡的創意以及讓它們發生的可能。 隨著一個城市持續的發展，愈來愈多人在工作以外，追求更優質的生活質素，更豐盛的文化生活。與此同時，要製造持續的發展條件，就需要一個欣賞創意的社會氛圍，為藝術與經濟的發展不斷注入生命力；藝術的蓬勃直接豐富了文化生活，而經濟的暢旺則保持著城市的吸引力。在這個循環互助的模式中，當然都假定了我們想「持續」發展香港這概念，或者我們大可不必多費周章，讓香港與現時大部份大陸城市一樣，滿足於移民城市的階段及過客的觀念，讓市場主導香港的存在價值，相信就最切合我們一路以來成功的信念吧？
一直以來都想寫寫關於一個城市的藝術，如有關人文素質、城市規劃、及藝術與兩者之間的關係。不過剛經歷了密集式的五周藝術節，實在有些思緒需要放低，那倒不如順勢從微處著手，由 一個城市的藝術節開始談起，再寫到宏觀一點的角度與大家分享一下。（其實一路寫這開頭，一路在質疑自己能否連續幾個星期，寫一個系列式的文章） 過去的五周，我一直有問自己感覺如何，此刻經過沉殿，大概可以概括為游走於天堂與地獄之間吧！前者自是享受藝術品終於來到觀眾面前的現場感，後者則是磨人的精神長期緊張狀態，每一個來電直敎腎上線素激增，祈求電話筒的那邊報喜不報憂。身在這高壓環境，再加上疲累，人最容易犯錯，從製作人的角度，實在很難不去問，密集式的藝術節到底有甚麼意義？ 對這問題，對於香港人的習慣性思維，不難想到以下的標準答案： 平均成本因著同一類別但又不同類型的消費品聚集在一起而下降 這成本包含消費者與供給者的成本。落在實質層面，把眾多藝術節目聚集一起，可以讓行政資源更集中，無論在市場推廣，以至訂場或跟酒店議價，都有實質的幫助。觀眾因此受惠於更多節目選擇，亦不需老遠飛到俄羅斯看芭蕾，或到英國看莎士比亞，觀賞成本大幅下調，而在這集體統籌的模式中，票價亦相對地降低。但如果一個藝術節的存在單純是因為一群藝術喜好者想「 慳錢」， 創意很難被孕育，藝術節不再藝術，不也一樣沒有意義嗎？ 對於住在香港的人，又期望藝術可以給他們甚麼呢？當然這個問題的答案會因人而異，但我相信總離不開「驚喜」這兩個字，借句英文俚語“spice up your life”。藝術可以啓發、反映，是生活的養份，是想像的釋放，與主流的娛樂媒體背道而馳，在觀賞藝術的過程中，你擁有自主權，自擇角度各取所需。那藝術要怎樣才夠“spice”呢？「驚喜」往往見於創意，藝術節網羅世界各地頂尖藝團，同時又委約不同藝術類型的新作，驟眼看來藝術節把該做的都做了，然而我為甚麼仍在問那問題呢？ 我想似乎創意是帶來了，卻未免單向，對於香港的觀眾，雖說已飽餐一頓，但那感覺卻停住了，要等一年才可再經歷一次；對於香港的藝術家而言，更沒甚意義，唯一可以掛鈎的，就是那些一個至半小時的演後藝人談或大師班，與及在節目表被編排與某某著名藝團同期演出。而對於海外的藝術家也因為來去匆匆，連走馬看花都來不及就已經離開，再說就算抽到時間想看其他演出，也如普羅觀眾一樣，一票難求。其實藝術節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為觀眾與藝術家，作“cross-fertilization”；劇場的觀眾可能因為同時有其他類型節目而步出他們觀賞舞蹈的第一次，藝術家們把握機會互相觀摩對方的演出，或作延長逗留以作更深的交流或講課。 一個節之所以是節，要（套用政府的宣傳語）「全城動」，才是真正的節。同樣一個城市的藝術節，也必須讓全城參與，才有為藝術而慶祝的節日意義。這亦是我們為西九惆悵的公眾欣賞藝術問題。這似乎是藝術節應該再加以發展的地方，我想這或許也是我略有所失的原因。為藝術而慶祝的背後，就是這城市普遍欣賞創意的指標。如果一個藝術節可以孕育創意，促使更多人欣賞創意，我想這就是我們需要的藝術節。
這兩個星期看了兩部電影，很值得討論，決定在此粗略淺談一下。 《不敗雄心》 Invictus (2009) 自己一向鍾情於以球類為題材的電影，最重要是找回被現實消磨的雄心，加上Morgan Freeman 與 Clint Eastwood 的演與導組合，已經不需猶豫。然而抱著這種心態入電影院，可以肯定會失望同時又喜出望外。電影沒有選擇以球隊為中心，反而從一個人物的自傳角度去說這故事，正因如此，它可以透視一個比運動更大的世界，成功貫穿了一隊球隊的雄心與一個國家領袖 － 90年代南非總統 － 曼德拉的雄心。 曼德拉當時剛上任總統，正處於種族分歧的嚴峻時期，黑白人種的分歧已經嚴重至互相敵視、猜度、恐懼以致不能正常合作的地步。在曼德拉第一日返回總統府，白人員工已自動「執包袱」，這亦是Morgan Freeman所飾演的曼德拉第一次開腔說話，那場長近五分鐘的戲只有三個鏡頭的調動，一個是曼德拉的近鏡，一個是在座的白人員工，另一個則是他的黑人女助手的半身。曼德拉柔弱而誠懇地說出兩個重點，(1) “Serve your country” (2) “We need you”，然後鏡頭回到白人員工們的釋懷，跟她女助手的肯定，漂亮地描繪出曼德拉的領袖風格與思維，同時舖設了整個戲的調子。另一邊廂則從Matt Damon 所飾演的球隊隊長於家中看曼德拉當選的一場戲作引子，明快地介紹了一般南非白人家庭對曼德拉政府的恐懼，同時拍出家中黑人傭人對新總統的冀望，讓兩人彷佛站在不大可能共融的立場。 而即將在南非主辦的Rugby世界盃就成了兩人走在一起的契機，一個服了9000日政治囚禁的曼德拉，一個剛上任久戰未賞一勝的隊長，在總統府茶敍，曼德拉問到了領袖的理念，隊長想了一刻就回答”Lead by example”，從此兩人找到了共通點，也讓觀眾找到臝到世界盃已經超越了國家榮辱；是一項國家急切需要的民族團結感，也是一項人類不同色種共和生活的冀盼，而Rugby就是那劑靈湯妙藥。一般來說，Warner Bros. Pictures 所製作的勵志球類電影，都會把高潮放在最後的一場生死決戰，表面上看來不敗雄心也跟隨這程式，但它絕對不是「高潮」，導演巧妙地避過了這種傳統期望，反而把一幕幕因著二人合作，而令南非的黑、白人走在一起的生活片段，滲在大賽前夕，例如隊長家中的女黑人傭人收到決賽門票的表情，然後一家人去為南非打氣。這些細微的註腳，把「高潮」建立起來，那是一種氛圍的緊扣，而非在電影最後五分鐘的情緒或官能刺激。雖然我自己當下步出戲院時，略嫌生死戰未夠緊張，但靜下來想想，如果賽事剪接得較為緊張，那就有機會喧賓奪主，把之前描寫曼德拉及民族的重點蓋過。 Morgan Freeman所飾演的曼德拉，駝著背，語言速度收慢，眼神微微向下垂，這些細微的處理把曼德拉演得謙遜，並相信他是一個相信原諒比復仇更大力量的人，言語柔弱卻充滿力量，眼神微垂卻炯炯有神，配合今次Clint Eastwood 對人物細膩的手法，的確是一個難能可貴的組合，兩位經過不少人生洗禮的演繹，見証了一次何為爐火純青的表現。 《阿凡達》 Avatar (2009) 這套戲恰巧跟Invictus也是說著一個英雄的故事，兩者同樣關心著人類的共同問題，前者如上文提到有關民族的融和，而Avatar所關心的就是發展與環境的關係。而同樣導演與概念編劇James Cameron都非常細心，相信看過過電影的人，都會對Avatar那世界的細膩讚嘆不已。最重要是他建立了一套價值觀於其中，包括“In this world, everything is borrowed”。從此延伸開去，就會得到尊重生命的核心價值。其實這套觀念對中國人來說並不陌生，我們的農業文明早就學會尊重大自然的一切生命，觀天象而知耕時，萬事萬物都需要陰陽調和，那怕是腐毀的生命都能化作春泥更護花。精彩的是James Cameron把這一切視象化了，尤其妙在Avatar的聖樹儲存了先人的記憶，讓現世的人可以耹聽，或向其禱告。當象徵資本主義的人類發展力量，威脅摧毀這棵聖樹時，矛盾頓時因為大自然直接與人掛勾了，而以倍數加劇，觀眾因此更能感受到Avatar原住民，一直以來對每棵被摧毀的樹的痛心與憤怒。 縱然電影的橋段不算新鮮（沿用了荷李活常見的大美國英雄主義），故事舖陳的方法亦跟鐵達尼相似（以主人翁自傳的方式），但在這種主流的電影模式當中，加入這種批判的思想，實屬難得。其實從根本上來說，我們之所以今日能欣賞到阿凡達這個立體的動畫世界，全因資本主義推動的科技發展，而在這電影中卻讓我們看到盲目經濟發展的可怖之處，這矛盾狀態反映出假若不是因為現實人類對環境的破壞，可能根本就不需要這電影的存在，James Cameron十年前創作的源頭也未必會萌生，又或者Avatar將會是完全另一個角度的故事。 無論如何，現在的我們發明了一項叫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算是一套在大自然與人類之間的妥協發展方法。說白一點也不過是讓人類的貪婪可以以控制的步伐，及不致自招滅亡的環境下被滿足而已。
最近與眾多80後的朋友討論到高鐵的問題，始終未能找到太多共嗚，或者說無論是推高鐵還是反高鐵，論調與資訊其實都是不清不楚，於是我發現自己只可以屬於痛苦的中立群。 我到過1月15 立法會門外的反高鐵嘉年華，看過兩次立法會內辯論此議案的直播及轉播，也有到反高鐵聯盟的網頁作延伸閱讀，我發現兩邊的論調都教人痛心疾首。先說政府所推的高鐵方案，的而且確方案裡有很多應該做的調查未有做，而現在所跟據的經濟效益計算方法亦欠缺說服力，最失望的是此方案背後明顯暴露出政府部門之間嚴重缺乏協調。以「一地兩檢」為例，入境處所需的空間與內地執法部門在港的執法問題，鄭汝華竟然回答一句「尚待研究」。我當然明白一些未來發展的方案總不能把每項細節都鉅細無遺地一一陳列，但一些關鍵的項目，尤其涉及政治敏感的細節，不是應做好準備才遞上議會討論嗎？ 話說回來，我看著泛民議員的連續發問，一樣教人失望。問題的質素參差，而且不斷重覆；我還記得余若薇曾問過「可否提供為大角咀十四楝舊樓每戶業主可獲潛在回報的賠償調查數據？」。「可獲潛在回報」本身已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這問題先假設了大角咀的居民在收地時不會獲任何賠償，再假設他們會因為高鐵的發展每戶將會獲得一定回報，然而這回報又如何計算呢？相信討論下去只會另起事端。類似這樣的問題多不勝數，甚至已經去到不切實際的地步。如果這是希望透過政治行政手段達到反對高鐵的目的，我倒還可理解，但我不能理解的是在執行上，泛民如同一盤散沙，問題與問題之間完全沒有承接，東拉西扯沒完沒了。就如謝偉俊所言：「如果你們的問題不能改變投票的立場，那就不要再做SHOW了」。 這裡又牽涉到票數的問題。現在雙方爭持的地方就在於功能組別的票數；這功能組別的問題在曾特首提出政改時已被搬上枱面，而廢除功能組別亦是泛民五區請辭公投裡的議題之一。於是乎反高鐵不再單純是高鐵的問題，而是牽涉到社會認為只有既得利益者才能發聲的反抗運動之中。所謂80後的反對聲音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但我們必需種釐清80後也有很多不同的聲音。80後生於經濟蓬勃發展後的收成期，長於經濟泡沫的90年代，畢業於經濟谷底的20世紀，這一批生於安穩的世代卻要面對畢業即失業的難題，以及碩士才是基本入職要求的年代，自然關心的角度有所不同，最明顯的是面對問題，他們會傾向尋求如何在安穩的狀況下達至雙贏的解決方法。這與搞反抗運動是南轅北轍的。我們應該反思的是反高鐵的成敗是否真的只存在於功能組別，保皇黨所代表的80後又是甚麽聲音？在議會對面的贊成高鐵聯盟又是甚麽聲音？ 現在社會環境已經不同於七十年代，我們不是法國的五月革命或是俄國的十月革命，因為我們都沒有一個統一而又明確的共識。就算抗爭成功，歷史告訴我們，如果沒有成熟的條件，推倒後只會換來新一輪的妥協。今天看了城市論壇五區公投的辯論，每當所謂的建制派、保皇黨或親左的人提出五區請辭的實際問題，泛民的講者卻往往以呼叫口號或空無一物的花言巧語煽動群眾情緒迴避問題，試問真心關心民主發展的人，又如何信得過現在的所謂民主聲音呢？在美國的憲章及獨立宣言均沒有提民主這個名詞，因為她憑藉成熟的互相制衡系統，來貫徹人與生俱來的權利精神。我們要小心的是掛著民主口號的背後是否真的以「民」為「主」。 陷在這實行與理想之間的漩渦，豈能不痛心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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