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ason Betz

這次就談一下城市與藝術之間的關係吧。城市是我們一起聚集生活的地方,以前是為了共同防禦外敵,增加生存機會。現在在資本主義主宰下,人到城市生活也是為了機會,分別是這機會已很個人化,當然亦有動機是為一家人的糊口,但始終逃不開以個人為基調的生存模式。人的聚集已經沒有了群體的考慮,城市的意義等於工作機會,等於追求更好生活質素的地方。

在這價值下,我們可以看到兩批人,一批是追求工作機會,另一批是已經得到工作,想繼續追求更好生活質素的人。從時間上來看,一個城市若要有持續的發展,兩批人必需同時存在,條件是良好的經濟前景及人才的逗留。當社會的發展愈強調個人,很矛盾地我們就愈期望城市的發展能解決所有前者所洐生的問題。在過去的十年,英國工黨政府就相信追求生活質素是大部份人的願望,繼而認真投入了資源咨詢及硏究,以如何量度生活質素作為策劃政策的基礎。

生活質素的指數及方法層出不窮,可以隨意到英國的Department of Culture Media & Sport (DCMS)搜尋”quality of life”。事實上那邊仍未有結論,討論又忽冷忽熱,不過大家也可以猜想到這指數不外乎包含醫療、教育、貧富懸殊、工作機會、環境,治安及文化等。以上的範疇似乎除了文化以外,經已有成熟的量化方法,說穿了這其實是一個專為量度文化的運動,一套讓文化能更名正言順地在議會得到更多資源的方法。這裏亦體現上段提及的矛盾,當被問及”quality of life”應該包含甚麼的時候,大家都會不約而同地提及文化,但到了政策討論的時候,又會質疑把公帑投放到文化上,可以為社會實質上帶來甚麼價值。於是就發展出環繞文化所洐生的經濟活動數字,包括旅遊、創意產業、甚至到失業人士重找工作的意慾、青少年犯罪率等等,以圖籍著它們來理順發展文化的價值。文化或多或少可直接或間接對以上的範疇,產生正面作用,吊詭的是這些統計數字也可被解讀成與文化完全無關,再者就算文化的位置在各項公共開支中站穩了位置,她亦只能一直淪為其他政策的輔助品。

這方向提醒我們反思最初每個人到底因何認為文化需要被列入優質生活質素之中,到底文化生活是怎樣豐富了我們整體的生活,完全沒有文化生活又如何?細想之下其實生活是不可能沒有文化的;自出娘胎,我們的飲食、語言、文字,待人接物以至價值觀都充滿了文化,文化就像每個人的胎記一樣,成為身份的一部份。問題在於文化傳承到我們手裏,我們又會否繼續為其注入生命力。自古以來,這股生命力一直體現於藝術之中;宗教、文學、圖畫、雕塑、音樂、舞蹈及戲劇等,藝術表現了人活在當下的所知所感,點滴累積成一個文化裏的精華。故此,藝術在文化佔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如果真要量度一個城市的文化水平,那我實在想不到一個比量度城市的藝術活動更好的方法;諸如出版書籍的範疇、展覽數目、表演藝術場次、交流合作數目,及人均藝術活動的時間及消費等,都可反映一個城市裏藝術家的活躍程度,市民的參與以至觀眾的接受程度。當然,藝術本身應/可否被量度,仍然有很大的討論空間,不過有一點是毋用置疑,就如我前文所及,所有藝術活動的背後,都必需有無窮無盡的創意以及讓它們發生的可能。

隨著一個城市持續的發展,愈來愈多人在工作以外,追求更優質的生活質素,更豐盛的文化生活。與此同時,要製造持續的發展條件,就需要一個欣賞創意的社會氛圍,為藝術與經濟的發展不斷注入生命力;藝術的蓬勃直接豐富了文化生活,而經濟的暢旺則保持著城市的吸引力。在這個循環互助的模式中,當然都假定了我們想「持續」發展香港這概念,或者我們大可不必多費周章,讓香港與現時大部份大陸城市一樣,滿足於移民城市的階段及過客的觀念,讓市場主導香港的存在價值,相信就最切合我們一路以來成功的信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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