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空在小千世界 Lost in All-fish (2011) // 2011年7月7-9日 (四-日) // 香港藝術中心麥高利小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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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需要點鼓勵
上星期一的早上，我在一個陌生人身上，得到我入行以來最大的鼓勵。 自從上海一役後，元氣還未恢愎，即要投入六個本地製作的工作中，再加上每年年底對緊接下來的三個死亡月的預期，身心實在是有點累。作為製作人的身份，我還未拿掐得準，或者說最大的滿足與失落都來自人；至於製作本身嗎？好像跟你有點關係，又好像没有。每天向著專業而努力，過程中難免少了「相處」這一環，這也可能是我感到無力的根源。（「無力」這題下回分解） 他，是一位的士司機，皮膚有點黑，戴黑色粗框眼鏡，髮型是剷青的那種；知道我的目的地是藝術中心後，他在五分鐘後問了我一句： 「你在那邊上班嗎？」 我說：「是？」 「香港搞藝術有前途嗎？」 我說：「錢途是肯定没有的。前途可能有吧…」 「唉…文化沙漠」 我說：「現在搞西九嘛」 「搞西九也没人懂欣賞，因為文化消費根本不在他們的生活習慣中…唉…不過遲到好過没到！」 才四句話便一語中的，素聞的士師傅臥虎藏龍，今日一見果然果然，當下態度變得積極、留心拆招。他續道： 「香港最大問題是創意欠奉，你看無線的劇集那有新意？外國好像Prison Break的劇集，集集高潮長做長有；抄也可以，但最差是自我重複。」 我想起了阿偉之前在facebook post 過一篇關於無線前編審張華標心灰意冷，決定接受黎智英的招攬的專訪。我嘗試一言以敝之地替編劇們回應： 「香港缺乏孕育編劇的土壤，也没有外國一般的重視，很多有心有才華的人都中途離開了。」 「劇本劇本一劇之本，香港人不懂得欣賞，懂的人又不尊重！」 接著他開始跟我分享他對香港電影發展的觀察，由六十年代邵氏說起，到九十年代的笑片風潮。一個車程他言簡意晐，由電影談到小說再到公眾娛樂。忽然他像想起了甚麼似的問道： 「你是搞甚麼藝術的？」 我說：「我的工作是搞藝術節目」 「那你工餘時間也有搞藝術嗎？」 我說：「有的，我搞劇場」（他有點不知所以）我補充：「戲劇、話劇」 「哦！那很好呀，寫好一個劇本，專心搞好一個製作就成了，像高志森的《我和春天有個約會》，上演二三百場，再製作更好的節目，也可以又有錢途又有前途呀！」 雖然聽上去有點像因為快要到達，而要為這段對話作結的話，但我還是因為這句話產生了點憧憬。 我說：「…的確的確…的確不易呀！」 「哎！怕甚麼你還年青嗎，努力加油，為香港的文化發展努力。」（我付錢）「多謝！」 剛關上車門才想起，我没有跟他說多謝，說多謝的應該是我呀！！
超乎我們想像的脆弱
2010年10月21日 ( 星期四) 早上繁忙時間，油麻地至佐敦站的地鐵服務暫停，事故是因為其中一條電纜折斷，導致電力故障，來往列車服務頓時中斷。港鐵立即有以下安排： 1) 通知消防員到場戒備，同時進行搶修 2) 60輛緊急接駁巴士到佐敦及尖沙咀 3) 油麻地站觀塘線月台，臨時改作往荃灣線，並維持4分鐘一班 4) 佐敦往中環則維持6分鐘一班 剎那間環繞著油麻地、佐敦及尖沙咀出現了如電影般的超現實情景。大量人群從地鐵站「湧」到地面；如果站口像香檳的瓶口，那人潮就是剛開瓶的酒不斷地「湧」上來；一條活生生的彌敦道在數分鐘內被吞噬了。然後是堆在接駁巴士旁一疊疊的人，再漫延至路兩旁的過海巴士站也織成一條幾近能接駁兩個站距離的人龍。一般只會車等人的過海的士站被清空。尖沙咀的梳士巴厘道、漆咸道南、彌敦道以至廣東道全被擠得水泄不通。碼頭渡輪立即加班，往灣仔的航班同時開啟下層接載乘客。儘管如此，碼頭裏可以站人的地方仍然堆滿人。 三小時裏受影響的乘客人數上萬，大家都埋怨港鐵安排失當，引起大混亂；在我看來，的確安排是可以好一點，但在事故發生後的那短短時間，該做的動作都做了，就算是可以令大家有秩序地轉乘其他交通工具，也縮減不了那等候時間。似乎大家找對了一個槍口，把所有埋怨發洩了，然後就理所當然地期望港鐵或政府，面對同類事件時自可安排妥當。我大膽假設當類似事件再發生，人潮還是會亂竄，交通還是會癱瘓，我們還是會…..埋怨。「會好過來」的前設是，事件重複發生，然後我們從中檢討汲取經驗，這跟走火警是同樣思維，需要大規模的聯合統籌作重複的演練。這意味著當一個新的危機出現，無論那個社會的行政能力如何高效，需要中央統籌的應變工作都不會即時到位，最後可以依靠的還是個體的我們隨機應變。 一個站的故障，洐生出一個大混亂，原來我們所賴以維生的社會制度，面對危機是如此脆弱，如果一個新的危機力度夠大的話，就如美國的颶風卡塔利娜，所有公共服務根本來不及反應，這已經不是派多少軍隊到災區的問題了。當日眼見的現實，跟早前在PPS所看的電影《伊利之書》(The Book of Eli)，不謀而合。一個看似安穩的秩序可以在瞬間被破壞，今日理所當然的必需品變成明日會為之而殺人的奢侈品，文明比我們想像中要脆弱得多；現在很多香港人信奉的樓市，說穿了不也是由別人的需求來定斷你自己的樓宇價值？別人說加息，你的樓價下降，別人說旁邊會建鐵路站，你的樓價上升，別人在你的單位跳樓，你就只有等拍賣。業主的所謂叫價與賺蝕，其實從不由己。是整體社會的發展帶來對你的物業需求，調過頭來，社會若萎縮像美國的底特律，「樓」還不過是一個地方而已。連「樓」是實質的資產也只是經濟學上的一種分類，還有甚麼是對自己而言真正的資產？ 如果你的資產負債表裏只能列入股票，物業與按揭的話，那很可能你不需要再經歷危機，因為在第一次的時候，你已經掛了！
優質港產出品
最近有兩套十分出色的港產片，教我不得不在忙世博期間，也要加把嘴來談一談，以示日後給自己的勉勵云云… 《飛砂風中轉》 Once A Gangster (2010) 莊文強的《飛砂風中轉》先打響頭炮，大玩黑社會幽默論盡香港人「為搵食」的窘態。早前在他與麥兆輝的《竊聽風雲》已見他們筆鋒所向，趨向更深入地描寫角色之間的情感，然而張力十足卻欠細膩，主力還得依靠他們事件式的劇情上。可喜的是在今次的《飛》中莊文強索性寫他專長的男人，幾乎所有人物都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正正在這不由己之中給他勾出了近乎瘋狂的荒謬現實，令我們在大笑之餘亦不忘同情。值得一提的是，莊文強作為導演恰如其處地把種種現實中的瘋狂串連起來；其中最教人深刻的就是場景與場景之間的融合。像鄭伊健出獄後剛到書局那幕，當他提到他在獄中遇到的一位叔父其實叫Milton Friedman時，兩旁的立體聲即傳來常在佛堂所聽到的「叮」一聲，以為這只是喜劇效果的聲效嗎？卻見鏡頭瞬間已轉至鄭伊健家中的神位。運用音效帶入另一場景並不新鮮，但像他同時運用於喜劇效果，卻是十分難得，比日本的瘋狂式搞笑，要來得有內涵一點。可見他寫得瘋狂，但卻導得精密，機關算盡只為令社會上各種惡形惡相的大佬們，齊唱一次「嘿喲 哼嘿喲 飛砂風中轉」，看罷怎不叫人笑逐顏開，嘆一句「人生？又何必太認真呢」。 《打擂台》 Gallants (2010) 其實看到港產片少有的創作精神已經很滿足，然而卻不斷聽到《打擂台》口碑載道；起初看到他的宣傳以為不過是另一套在搞懷舊噱頭的電影，抱著不妨一看的心態，昨晚卻看得我笑中有淚。在一股港產武打片的洪流下，已經像過年吃油器般膩得不能消化。葉偉信的《葉問一、二》，中國功夫最後都只淪為擂台上擊敗外強的手段而已。葉師傳的武德精神還得靠甄子丹的嘴巴說出來。反觀《打擂台》妙在根本不在打擂台，先以泰迪羅賓所飾的師傅道出一句「唔打唔會輸，要打就一定要贏」，來反一下傳統的武德觀念，繼而透過他的徒弟們身體力行，打了一場場忠於自己的擂台，最後贏得師傳的一個大拇指肯定。這個「贏」已經超越我們慣常所理解的「贏」，因為我們從他們的每一場拼搏中，看到他們筋疲力竭地打出他們對師傳的尊重與思念。真正的用畫面說出了一條簡單的道理 － 只要忠於自己並努力地實踐，已經沒有人能勝過你。這一反其實更貼近現代的價值觀，我們對中國傳統的武德不是不尊重，但說實在如泰迪羅賓所講要強身健體可以做運動，但要學功夫就是想給自己立於不敗之地，不至被欺凌。加上《打》用上了昔日邵氏年代的眾位武打巨星，除了加添親切感之餘更打出實而不華的真功夫。更妙之處是歐陽靖的角色，他正代表著我們這一代追求速效、輕視傳統及自我中心的特質，放在羅新門一門三代的世界中反襯出中國飲水思源、尊師重道的美德；陳惠敏在歐陽靖面前在自己臂上繫上黑布帶，畫面短短數秒卻直刺入心，這就是電影的力量呀！ 我記得近期對港產片有如此大的感覺已經是《十月圍城》，然而他始終是混合了內地的創作力量，回看《飛砂風中轉》及《打擂台》卻是撤頭撤尾的港產製作，談的是香港的社會，是香港的功夫，是香港的情懷。我不敢說這兩套電影也可以在海外大賣，但我卻肯定他們倆部都具國際視野，當一首歌一個畫面更勝千言萬語時，又何懼方言的隔膜呢？
城市的藝術節
一直以來都想寫寫關於一個城市的藝術，如有關人文素質、城市規劃、及藝術與兩者之間的關係。不過剛經歷了密集式的五周藝術節，實在有些思緒需要放低，那倒不如順勢從微處著手，由 一個城市的藝術節開始談起，再寫到宏觀一點的角度與大家分享一下。（其實一路寫這開頭，一路在質疑自己能否連續幾個星期，寫一個系列式的文章） 過去的五周，我一直有問自己感覺如何，此刻經過沉殿，大概可以概括為游走於天堂與地獄之間吧！前者自是享受藝術品終於來到觀眾面前的現場感，後者則是磨人的精神長期緊張狀態，每一個來電直敎腎上線素激增，祈求電話筒的那邊報喜不報憂。身在這高壓環境，再加上疲累，人最容易犯錯，從製作人的角度，實在很難不去問，密集式的藝術節到底有甚麼意義？ 對這問題，對於香港人的習慣性思維，不難想到以下的標準答案： 平均成本因著同一類別但又不同類型的消費品聚集在一起而下降 這成本包含消費者與供給者的成本。落在實質層面，把眾多藝術節目聚集一起，可以讓行政資源更集中，無論在市場推廣，以至訂場或跟酒店議價，都有實質的幫助。觀眾因此受惠於更多節目選擇，亦不需老遠飛到俄羅斯看芭蕾，或到英國看莎士比亞，觀賞成本大幅下調，而在這集體統籌的模式中，票價亦相對地降低。但如果一個藝術節的存在單純是因為一群藝術喜好者想「 慳錢」， 創意很難被孕育，藝術節不再藝術，不也一樣沒有意義嗎？ 對於住在香港的人，又期望藝術可以給他們甚麼呢？當然這個問題的答案會因人而異，但我相信總離不開「驚喜」這兩個字，借句英文俚語“spice up your life”。藝術可以啓發、反映，是生活的養份，是想像的釋放，與主流的娛樂媒體背道而馳，在觀賞藝術的過程中，你擁有自主權，自擇角度各取所需。那藝術要怎樣才夠“spice”呢？「驚喜」往往見於創意，藝術節網羅世界各地頂尖藝團，同時又委約不同藝術類型的新作，驟眼看來藝術節把該做的都做了，然而我為甚麼仍在問那問題呢？ 我想似乎創意是帶來了，卻未免單向，對於香港的觀眾，雖說已飽餐一頓，但那感覺卻停住了，要等一年才可再經歷一次；對於香港的藝術家而言，更沒甚意義，唯一可以掛鈎的，就是那些一個至半小時的演後藝人談或大師班，與及在節目表被編排與某某著名藝團同期演出。而對於海外的藝術家也因為來去匆匆，連走馬看花都來不及就已經離開，再說就算抽到時間想看其他演出，也如普羅觀眾一樣，一票難求。其實藝術節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為觀眾與藝術家，作“cross-fertilization”；劇場的觀眾可能因為同時有其他類型節目而步出他們觀賞舞蹈的第一次，藝術家們把握機會互相觀摩對方的演出，或作延長逗留以作更深的交流或講課。 一個節之所以是節，要（套用政府的宣傳語）「全城動」，才是真正的節。同樣一個城市的藝術節，也必須讓全城參與，才有為藝術而慶祝的節日意義。這亦是我們為西九惆悵的公眾欣賞藝術問題。這似乎是藝術節應該再加以發展的地方，我想這或許也是我略有所失的原因。為藝術而慶祝的背後，就是這城市普遍欣賞創意的指標。如果一個藝術節可以孕育創意，促使更多人欣賞創意，我想這就是我們需要的藝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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