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一的早上，我在一個陌生人身上，得到我入行以來最大的鼓勵。 自從上海一役後，元氣還未恢愎，即要投入六個本地製作的工作中，再加上每年年底對緊接下來的三個死亡月的預期，身心實在是有點累。作為製作人的身份，我還未拿掐得準，或者說最大的滿足與失落都來自人；至於製作本身嗎？好像跟你有點關係，又好像没有。每天向著專業而努力，過程中難免少了「相處」這一環，這也可能是我感到無力的根源。（「無力」這題下回分解） 他，是一位的士司機，皮膚有點黑，戴黑色粗框眼鏡，髮型是剷青的那種；知道我的目的地是藝術中心後，他在五分鐘後問了我一句： 「你在那邊上班嗎？」 我說：「是？」 「香港搞藝術有前途嗎？」 我說：「錢途是肯定没有的。前途可能有吧…」 「唉…文化沙漠」 我說：「現在搞西九嘛」 「搞西九也没人懂欣賞，因為文化消費根本不在他們的生活習慣中…唉…不過遲到好過没到！」 才四句話便一語中的，素聞的士師傅臥虎藏龍，今日一見果然果然，當下態度變得積極、留心拆招。他續道： 「香港最大問題是創意欠奉，你看無線的劇集那有新意？外國好像Prison Break的劇集，集集高潮長做長有；抄也可以，但最差是自我重複。」 我想起了阿偉之前在facebook post 過一篇關於無線前編審張華標心灰意冷，決定接受黎智英的招攬的專訪。我嘗試一言以敝之地替編劇們回應： 「香港缺乏孕育編劇的土壤，也没有外國一般的重視，很多有心有才華的人都中途離開了。」 「劇本劇本一劇之本，香港人不懂得欣賞，懂的人又不尊重！」 接著他開始跟我分享他對香港電影發展的觀察，由六十年代邵氏說起，到九十年代的笑片風潮。一個車程他言簡意晐，由電影談到小說再到公眾娛樂。忽然他像想起了甚麼似的問道： 「你是搞甚麼藝術的？」 我說：「我的工作是搞藝術節目」 「那你工餘時間也有搞藝術嗎？」 我說：「有的，我搞劇場」（他有點不知所以）我補充：「戲劇、話劇」 「哦！那很好呀，寫好一個劇本，專心搞好一個製作就成了，像高志森的《我和春天有個約會》，上演二三百場，再製作更好的節目，也可以又有錢途又有前途呀！」 雖然聽上去有點像因為快要到達，而要為這段對話作結的話，但我還是因為這句話產生了點憧憬。 我說：「…的確的確…的確不易呀！」 「哎！怕甚麼你還年青嗎，努力加油，為香港的文化發展努力。」（我付錢）「多謝！」 剛關上車門才想起，我没有跟他說多謝，說多謝的應該是我呀！！
城市與藝術 Art & the City
這次就談一下城市與藝術之間的關係吧。城市是我們一起聚集生活的地方，以前是為了共同防禦外敵，增加生存機會。現在在資本主義主宰下，人到城市生活也是為了機會，分別是這機會已很個人化，當然亦有動機是為一家人的糊口，但始終逃不開以個人為基調的生存模式。人的聚集已經沒有了群體的考慮，城市的意義等於工作機會，等於追求更好生活質素的地方。 在這價值下，我們可以看到兩批人，一批是追求工作機會，另一批是已經得到工作，想繼續追求更好生活質素的人。從時間上來看，一個城市若要有持續的發展，兩批人必需同時存在，條件是良好的經濟前景及人才的逗留。當社會的發展愈強調個人，很矛盾地我們就愈期望城市的發展能解決所有前者所洐生的問題。在過去的十年，英國工黨政府就相信追求生活質素是大部份人的願望，繼而認真投入了資源咨詢及硏究，以如何量度生活質素作為策劃政策的基礎。 生活質素的指數及方法層出不窮，可以隨意到英國的Department of Culture Media & Sport (DCMS)搜尋”quality of life”。事實上那邊仍未有結論，討論又忽冷忽熱，不過大家也可以猜想到這指數不外乎包含醫療、教育、貧富懸殊、工作機會、環境，治安及文化等。以上的範疇似乎除了文化以外，經已有成熟的量化方法，說穿了這其實是一個專為量度文化的運動，一套讓文化能更名正言順地在議會得到更多資源的方法。這裏亦體現上段提及的矛盾，當被問及”quality of life”應該包含甚麼的時候，大家都會不約而同地提及文化，但到了政策討論的時候，又會質疑把公帑投放到文化上，可以為社會實質上帶來甚麼價值。於是就發展出環繞文化所洐生的經濟活動數字，包括旅遊、創意產業、甚至到失業人士重找工作的意慾、青少年犯罪率等等，以圖籍著它們來理順發展文化的價值。文化或多或少可直接或間接對以上的範疇，產生正面作用，吊詭的是這些統計數字也可被解讀成與文化完全無關，再者就算文化的位置在各項公共開支中站穩了位置，她亦只能一直淪為其他政策的輔助品。 這方向提醒我們反思最初每個人到底因何認為文化需要被列入優質生活質素之中，到底文化生活是怎樣豐富了我們整體的生活，完全沒有文化生活又如何？細想之下其實生活是不可能沒有文化的；自出娘胎，我們的飲食、語言、文字，待人接物以至價值觀都充滿了文化，文化就像每個人的胎記一樣，成為身份的一部份。問題在於文化傳承到我們手裏，我們又會否繼續為其注入生命力。自古以來，這股生命力一直體現於藝術之中；宗教、文學、圖畫、雕塑、音樂、舞蹈及戲劇等，藝術表現了人活在當下的所知所感，點滴累積成一個文化裏的精華。故此，藝術在文化佔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如果真要量度一個城市的文化水平，那我實在想不到一個比量度城市的藝術活動更好的方法；諸如出版書籍的範疇、展覽數目、表演藝術場次、交流合作數目，及人均藝術活動的時間及消費等，都可反映一個城市裏藝術家的活躍程度，市民的參與以至觀眾的接受程度。當然，藝術本身應／可否被量度，仍然有很大的討論空間，不過有一點是毋用置疑，就如我前文所及，所有藝術活動的背後，都必需有無窮無盡的創意以及讓它們發生的可能。 隨著一個城市持續的發展，愈來愈多人在工作以外，追求更優質的生活質素，更豐盛的文化生活。與此同時，要製造持續的發展條件，就需要一個欣賞創意的社會氛圍，為藝術與經濟的發展不斷注入生命力；藝術的蓬勃直接豐富了文化生活，而經濟的暢旺則保持著城市的吸引力。在這個循環互助的模式中，當然都假定了我們想「持續」發展香港這概念，或者我們大可不必多費周章，讓香港與現時大部份大陸城市一樣，滿足於移民城市的階段及過客的觀念，讓市場主導香港的存在價值，相信就最切合我們一路以來成功的信念吧？
城市的藝術節
一直以來都想寫寫關於一個城市的藝術，如有關人文素質、城市規劃、及藝術與兩者之間的關係。不過剛經歷了密集式的五周藝術節，實在有些思緒需要放低，那倒不如順勢從微處著手，由 一個城市的藝術節開始談起，再寫到宏觀一點的角度與大家分享一下。（其實一路寫這開頭，一路在質疑自己能否連續幾個星期，寫一個系列式的文章） 過去的五周，我一直有問自己感覺如何，此刻經過沉殿，大概可以概括為游走於天堂與地獄之間吧！前者自是享受藝術品終於來到觀眾面前的現場感，後者則是磨人的精神長期緊張狀態，每一個來電直敎腎上線素激增，祈求電話筒的那邊報喜不報憂。身在這高壓環境，再加上疲累，人最容易犯錯，從製作人的角度，實在很難不去問，密集式的藝術節到底有甚麼意義？ 對這問題，對於香港人的習慣性思維，不難想到以下的標準答案： 平均成本因著同一類別但又不同類型的消費品聚集在一起而下降 這成本包含消費者與供給者的成本。落在實質層面，把眾多藝術節目聚集一起，可以讓行政資源更集中，無論在市場推廣，以至訂場或跟酒店議價，都有實質的幫助。觀眾因此受惠於更多節目選擇，亦不需老遠飛到俄羅斯看芭蕾，或到英國看莎士比亞，觀賞成本大幅下調，而在這集體統籌的模式中，票價亦相對地降低。但如果一個藝術節的存在單純是因為一群藝術喜好者想「 慳錢」， 創意很難被孕育，藝術節不再藝術，不也一樣沒有意義嗎？ 對於住在香港的人，又期望藝術可以給他們甚麼呢？當然這個問題的答案會因人而異，但我相信總離不開「驚喜」這兩個字，借句英文俚語“spice up your life”。藝術可以啓發、反映，是生活的養份，是想像的釋放，與主流的娛樂媒體背道而馳，在觀賞藝術的過程中，你擁有自主權，自擇角度各取所需。那藝術要怎樣才夠“spice”呢？「驚喜」往往見於創意，藝術節網羅世界各地頂尖藝團，同時又委約不同藝術類型的新作，驟眼看來藝術節把該做的都做了，然而我為甚麼仍在問那問題呢？ 我想似乎創意是帶來了，卻未免單向，對於香港的觀眾，雖說已飽餐一頓，但那感覺卻停住了，要等一年才可再經歷一次；對於香港的藝術家而言，更沒甚意義，唯一可以掛鈎的，就是那些一個至半小時的演後藝人談或大師班，與及在節目表被編排與某某著名藝團同期演出。而對於海外的藝術家也因為來去匆匆，連走馬看花都來不及就已經離開，再說就算抽到時間想看其他演出，也如普羅觀眾一樣，一票難求。其實藝術節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為觀眾與藝術家，作“cross-fertilization”；劇場的觀眾可能因為同時有其他類型節目而步出他們觀賞舞蹈的第一次，藝術家們把握機會互相觀摩對方的演出，或作延長逗留以作更深的交流或講課。 一個節之所以是節，要（套用政府的宣傳語）「全城動」，才是真正的節。同樣一個城市的藝術節，也必須讓全城參與，才有為藝術而慶祝的節日意義。這亦是我們為西九惆悵的公眾欣賞藝術問題。這似乎是藝術節應該再加以發展的地方，我想這或許也是我略有所失的原因。為藝術而慶祝的背後，就是這城市普遍欣賞創意的指標。如果一個藝術節可以孕育創意，促使更多人欣賞創意，我想這就是我們需要的藝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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