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與眾多80後的朋友討論到高鐵的問題,始終未能找到太多共嗚,或者說無論是推高鐵還是反高鐵,論調與資訊其實都是不清不楚,於是我發現自己只可以屬於痛苦的中立群。

我到過1月15 立法會門外的反高鐵嘉年華,看過兩次立法會內辯論此議案的直播及轉播,也有到反高鐵聯盟的網頁作延伸閱讀,我發現兩邊的論調都教人痛心疾首。先說政府所推的高鐵方案,的而且確方案裡有很多應該做的調查未有做,而現在所跟據的經濟效益計算方法亦欠缺說服力,最失望的是此方案背後明顯暴露出政府部門之間嚴重缺乏協調。以「一地兩檢」為例,入境處所需的空間與內地執法部門在港的執法問題,鄭汝華竟然回答一句「尚待研究」。我當然明白一些未來發展的方案總不能把每項細節都鉅細無遺地一一陳列,但一些關鍵的項目,尤其涉及政治敏感的細節,不是應做好準備才遞上議會討論嗎?

話說回來,我看著泛民議員的連續發問,一樣教人失望。問題的質素參差,而且不斷重覆;我還記得余若薇曾問過「可否提供為大角咀十四楝舊樓每戶業主可獲潛在回報的賠償調查數據?」。「可獲潛在回報」本身已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這問題先假設了大角咀的居民在收地時不會獲任何賠償,再假設他們會因為高鐵的發展每戶將會獲得一定回報,然而這回報又如何計算呢?相信討論下去只會另起事端。類似這樣的問題多不勝數,甚至已經去到不切實際的地步。如果這是希望透過政治行政手段達到反對高鐵的目的,我倒還可理解,但我不能理解的是在執行上,泛民如同一盤散沙,問題與問題之間完全沒有承接,東拉西扯沒完沒了。就如謝偉俊所言:「如果你們的問題不能改變投票的立場,那就不要再做SHOW了」。

這裡又牽涉到票數的問題。現在雙方爭持的地方就在於功能組別的票數;這功能組別的問題在曾特首提出政改時已被搬上枱面,而廢除功能組別亦是泛民五區請辭公投裡的議題之一。於是乎反高鐵不再單純是高鐵的問題,而是牽涉到社會認為只有既得利益者才能發聲的反抗運動之中。所謂80後的反對聲音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但我們必需種釐清80後也有很多不同的聲音。80後生於經濟蓬勃發展後的收成期,長於經濟泡沫的90年代,畢業於經濟谷底的20世紀,這一批生於安穩的世代卻要面對畢業即失業的難題,以及碩士才是基本入職要求的年代,自然關心的角度有所不同,最明顯的是面對問題,他們會傾向尋求如何在安穩的狀況下達至雙贏的解決方法。這與搞反抗運動是南轅北轍的。我們應該反思的是反高鐵的成敗是否真的只存在於功能組別,保皇黨所代表的80後又是甚麽聲音?在議會對面的贊成高鐵聯盟又是甚麽聲音?

現在社會環境已經不同於七十年代,我們不是法國的五月革命或是俄國的十月革命,因為我們都沒有一個統一而又明確的共識。就算抗爭成功,歷史告訴我們,如果沒有成熟的條件,推倒後只會換來新一輪的妥協。今天看了城市論壇五區公投的辯論,每當所謂的建制派、保皇黨或親左的人提出五區請辭的實際問題,泛民的講者卻往往以呼叫口號或空無一物的花言巧語煽動群眾情緒迴避問題,試問真心關心民主發展的人,又如何信得過現在的所謂民主聲音呢?在美國的憲章及獨立宣言均沒有提民主這個名詞,因為她憑藉成熟的互相制衡系統,來貫徹人與生俱來的權利精神。我們要小心的是掛著民主口號的背後是否真的以「民」為「主」。

陷在這實行與理想之間的漩渦,豈能不痛心疾首?!

3 thoughts on “80後=反高鐵?!

  1. 我是70後,相當認同你的看法!關於高鐵,個人覺得只是溝通問題!港府的公關實在做得相當差勁!經過這麼多事件後也沒有半點進步!

    我也看過今天的城市論壇,你是寫出我了的心聲!由始至今我也是支持民主的一群,但個人覺得香港人還未夠成熟去達至民主,往往以大聲,惡形惡相去講民主!本人絕不認同!

    香港有相當多核心問題需要解決,一班80後對現實社會的抱怨等等……….其實這不單是香港,在社會架構/組群的不斷變遷,這一早已經是國際社會面對中的難題呢!

  2. 很感謝你的留言。

    但我還是樂觀的, 說到底這一次80後的浪潮, 也算是我們邁向民主的一站。
    其實民主發展跟科技發展很相似, 在前面帶領的很容易跟後面脫節, 可能我們都認同高科技要向改善人類生活為目標, 但在實踐層面, 如果連一本說明書也弄不好, 它亦只能屬於我們對未來憧憬的一件展品而已。

    我從反高鐵的80後,所感覺到的是一種無奈的躁動,看到很多社會問題,很想去做一點事,因為如果甚麼也不做,那就只會原地踏步。問題在於憤怒似乎令他們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問題,但有更多更切身的問題,就像燭光下的黑影,如影隨形卻又永遠看不到。這當然同時關乎於我們的政府能聽進多少聲音。梁振英於翌日在電台上軟化的言論,算是代表政府都聽進了,至於聽進多少,希望不需以再看到80後、甚至90後的反抗運動來作指標吧!

  3. 主流媒體及相當多未有參與活動的人士,對今次的示威引發的事件定義為"暴亂"及"80後問題"。但由於普遍大眾對多元社會資本發展缺乏思考,未有對集體行為的形成過程擁有基礎認知,所以當社會出現與主流價值觀及生活方式不一樣的反叛行為時,拒絕持有一種寬容的態度對待這些社會活動,反而傾向擁護官僚主義,導致社會活動更趨激烈及令到抗爭行為擴大到生活每一個層面。

    以下是北京大學汪丁丁教授於 2008 年發表的一篇文章,透過社會物理學的基礎,再加上美國社會學權威學者 Mark Granovetter 於 1978 年發表的論文 《Threshold models of collective behavior》,清楚指出愚民政策與社會動亂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

    希望能透過你對以下資料的分析及理解,把這個理論套入到香港的現狀,令社會大眾關注最近的社會運動現象,是由政府的政策與手段所造成,並且指出市民拒絕多元化社會及擁護官僚主義會導致的惡果。我希望有更加多的學者及社會人士,可以透過不同的渠道,引領更加多的市民從新思考自己的立場,加入並援助社會運動從而改善社會不公的現象。

    愚民政策与社会动乱
    http://old.cenet.org.cn/cn/ReadNews.asp?NewsID=26607
    (繁體: http://goo.gl/bDlQ)

    Related:
    《Threshold models of collective behavior》
    by Mark Granovetter
    Scholar: http://goo.gl/LuUO

    http://qzone.qq.com/blog/622006067-1263122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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