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綫新聞記者最近就慘了,因為出外採訪,可能會受到最近知名度甚高的事旦男騷擾,他高舉「無錢新聞,事事旦旦」的紙牌,在無綫的新聞鏡頭下掩攘,有點令人啼笑皆非,亦令無綫的其中一位記者因而落淚。
盧愛玲(一位資深記者)認為他不須要那麼做,如果他不認同無綫的編採,可以有很多的渠道讓他投訴。他這樣做會干擾記者採訪,影響記者工作,到最尾受害的會是廣大市民。
我作為廣大市民的一份子,暫時未感受到害處,而且如果事旦男的舉動真的可以影響到無綫的話,更樂得其成,不過這可能性近乎零。如果一個會接納意見,態度開放的機構會從善如流的話,就不會對六四的新聞自我審查了。
而事旦男的事件令我想起在立法會中的長毛,因為立法會的制度,政府根本不需理議員說甚麼(當然是民主派),只要話佢地聽到喇,講一些千篇一律的陳腔濫調就可以耍走他們的訴求,正等如事旦男在正式的渠道去投訴的話,根本就不會有人(或機構)去理,一切意見接受,態度照舊。所以長毛在議事庭內所作所為,和事旦男是同出一轍,就是反抗這種疆化的制度,用最直接的方法去表達不滿。最後他們的意見都會被忽略,但起碼在有人知的情況地下話你聽「我唔妥你」。
當你在所謂正常的渠道表達意見,就算這意見多麼的鏗鏘有力,擲地有聲,最後只會被消磨,在不知不覺下被棄置在堆田區中化為渣滓。因此,一些雖然最後都同樣無結果底下所做出的反抗,反而是唯一可做的。不是嗎?